1961年7月8日，山东聊城专区艺术专科学校全体师生合影留念。祝青山提供

“聊城专区艺术专科学校”是我的母校。

1959年我在德州一中毕业后，考入了这所新中国成立后聊城最早的艺术学校。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喜出望外，奔走相告我的同学们。

9月1号报到。那天一早，我整理好随身带的东西，背着小行李，乘坐上德州开往聊城的汽车。

聊城长途汽车站当时在古楼北路东，售票厅不大，我出站便打听聊城艺校在哪，人家都不知道。后来好不容易问到一位像政府干部的同志，他说：“听说山陕会馆新建了一所学校，靠着聊城一中，在这儿看东南。”我按他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一中，果不其然，在一中的南边有一座古庙似的建筑，心想：这就是了吧？走到跟前，望见大门上方刻着“山陕会馆” 四个大字，进入大门，就看到在二门口的左边挂着“聊城专区艺术专科学校”的牌子，这才松了一口气——可找到了！赶忙去问传达室的同志报名处在哪儿，他给我说：“在南看楼的教务处。”

进了大院，一眼就被这院内的美景迷住了，嚯，这哪是学校哇，简直就像到了北京故宫一样！幢幢建筑金碧辉煌，院里几棵古老的大槐树搭起了绿色天棚，大殿前立着两尊高大的雄狮，威严壮观，大殿两边配廊还树立着名人的数快石碑，殿前石柱上刻写着对联，就是看不懂也念不成句。后来才听说这大殿是关帝庙，正对大殿的是戏楼，戏楼两边是钟鼓楼，大殿后面是春秋阁，大院的南北两边是看楼，就是看戏的地方。这是山西、陕西两省的客商贸易往来，住宿，休闲，谈生意的地方。

满院转了一圈，处处感到新鲜，心里格外喜欢：在这儿上学真不错，环境太好了！

学生们陆续到校了。9月3号上午九点举行开学典礼，田华胜校长为我们作了报告,他说：“咱们学校是聊城专区唯一的一所艺术专科学校，学校培养的目标是演员、文艺工作干部和音乐教师……”正合乎我的理想；从小我就喜欢搞文艺。

学校分音乐、舞蹈、戏曲、美术四个专业，音乐又分声乐、器乐。由于学生的文化程度不同，高、初中生为音甲班，小学的为音乙班。我分在音甲班，学声乐，赵乃昌老师给我们授课，他很认真负责，耐心教导，待人和蔼。

要说师资，聊城艺校的老师们真不赖，他们分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、南京音乐学院、山东艺专等学校，尤其是教务主任肖寒老师，他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有点络腮胡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潇洒，干练，他教作曲、指挥，还教二胡，是我国二胡专家刘天华先生的第五代弟子。他创编的合唱曲“黄河大合唱”、器乐大合奏“红五月”，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是南京音乐学院的高才生，在聊城艺校任教期间，创编了许多歌曲，为艺术教育事业倾洒了大量心血，我们学生非常敬仰他。还有一位舞蹈教练石佩伟老师，上海人，上中等个头，操着上海味的普通话，平易近人，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，功底扎实，很有才华，他和学生们打成一片，每天与学生一块压腿，踢腿，下腰，跑圆场。他为引黄灌溉位山建闸工程编排了大型舞蹈“腰斩黄河锁蛟龙”，气势恢宏，演出深受欢迎。

每当回忆起这些老师们，我们总是无限眷恋，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，久久不能忘怀。我经常这样想：自己一点一滴的成绩，都是艺校老师们哺育的结果呀！

回忆起母校，真是别有情趣，那时生活很困难，但每天过的非常快乐，唱啊，跳啊，无忧无虑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我们学生的生活极其艰苦：每人每月12元的助学金，粮食定量20多斤，舞蹈班稍多一些，每顿饭领几个地瓜面的小窝头。院内大殿前，摆着三个大缸，那是盛米汤的，汤里面，米少菜多，菜是地瓜叶和野菜。大饭量的学生吃不饱，就多喝汤，灌水饱，为此我特意买一个大瓷盆，专门喝汤用。

有时等不到开饭就饿得心慌，怎么办啊？跑到校门口河堤上喊呀，唱呀，把饿忘掉——这才真是饱吹饿唱呀！农村的同学要是回家带些熟地瓜干来，我们就分着吃。学校大门前还开有一片田地，种了一些根大菜、白菜。为了补充学生的伙食，每到星期日，我们还有背筐拾粪的任务，为菜地施肥。

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，说起来那可挺有意思，伙房的厨师冯大爷有一个绝活，他专门会钓青蛙。他把马尾鬃栓到竹竿上端，套一个圈，一晌能钓几十只，两天就能钓近百个，星期日就给我们炸青蛙（又叫田鸡），每人分到几个，这可真算是学生的美餐啦！哪时候想吃顿肉，谈何容易啊！

　　尽管生活多么艰难，学生们对艺术学业的追求从不曾终止，奋斗不息。激情燃烧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创业劲头也特别的大，客观条件虽然差点，学校想方设法，采取多种措施，提高教学质量，请进来，派出去，让学生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体验。学校联系山东省歌舞团，请人家来聊城的新华舞台演出，我们晚上看音乐歌舞，白天向“省歌”的老师们学习，短短几天，就学会了成品节目“鼓子秧歌”、“花儿与少年”、“迎春舞”等。

1961年春，中央民族歌舞团下基层体验生活来到了临清，校领导得到消息后，马上跟人家联系，派学生去跟中央的老师们一块吃，一块住，一块劳动，向人家学习。我们分了好几个组，分别住在老赵庄、松林，我在老赵庄，和中央歌舞团的张老师、戴老师在一块，练声，学唱歌。戴老师有时带着我们向老黄牛学发声，他说：“你们听，老牛发门儿。门儿这个音特别放松，咱们唱歌就要求放松，用足气，你听老牛的气多饱满！”别说，这方法真管用，受益匪浅。两个星期的收获，解决了一年都没解决的声乐的难题，唱歌出现了一个飞跃。回校后，老师和同学们都说：“祝青山这半个月没白学，明显地进了一大步。”

学校还组织我们下农村体验生活，搜集民歌，先后去阳谷，到冠县，上莘县苳杜庄曾广福全国劳模的家乡。在此期间，我们汇编了“聊城民歌100首”，印成小册子，作为学习的教材。在苳杜庄的日子里，我们创编演出了“人民公社就是好”和“俺社里唱大戏”及“摘棉舞”等。

每逢周末，老师还带领我们到街头演出：扭着“聊城大秧歌”，吹着唢呐，拉着二胡去闸口、新华广场、光岳楼、长途汽车站等，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做宣传，同时也活跃了聊城人民的文化生活。

我记得，我们还组织过几次大型的歌舞晚会：1960年春节前，为欢迎东北三省来聊城慰问，在专署礼堂举办了欢迎晚会，由专员赵新亭亲自领导；1961年春，为寿张航空俱乐部建成空军跳伞塔举办了晚会，中央首长李达上将观看了演出，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，并合影留念。学校还几次组织艺术慰问团到全省某些县市、乡镇，巡回演出自编自演的许多文艺节目。

聊城艺校，在鲁西大地上正逐渐地扎根，发芽、开花，日异蓬勃发展，哪知正在此时，1961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：艺校要撤销！这不是谣言，当时国家经济暂时困难，根据中央、省有关大办农业和省宣传文教工作会议的精神，聊城地委专署确定：聊城师专、聊城体校、幼儿师范、水利学校、艺术学校及各县办的师范、农校、体校、文工团一律停办下马。当时人们都心慌意乱，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心，究竟何去何从？难测！

地委、专署和学校领导十分关怀学生，耐心全面地做好思想工作，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，根据每个人的特长，妥善进行了安置：临清市唱撒大泼的业余歌唱家闫玉贞同学去了北京人民画报社，夏津县唱“四季花开”的农民歌手李桂兰同学去了山东省歌舞团，还有一些同学分别去了济宁歌舞团、德州京剧团、德州杂技团和文化馆，还有的服兵役去了部队。校长田华胜被调回商河县委办公室当主任，肖寒老师调德州一中当了音乐老师……

我被分配到“聊城专区评剧团”（即后来的聊城地区评剧团，1986年撤销，组建为“聊城地区群众文化培训中心”），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呀！常言说：“改行如投胎”，从学唱歌，改唱评戏，一切从零开始，其难度无以言表，但是，我走下来了，而且从事评剧事业几十年获得了些许成就，这与我的母校——艺校领导和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。可以这样说，艺校的培育为我的艺术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如今，我已进入古稀之年，都说人老了容易怀旧，的确这样，看了我们母校1961年拍摄的全校师生合影，高兴极了，又把我带进幸福的学生时代，在激动中回忆着，回味着……

2010年5月于聊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