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冠县东古城镇后田庄村东南200米，在绿树环抱之中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墓碑，巨大的圆形石砌坟茔中合葬着62位烈士的忠骨。仰读碑文，缅怀先烈，仿佛使人又回到了那个血火交织的战争年代。

七七事变后，共产党号召群众拿起刀枪，保家卫国，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。1938年，后田庄成立了党支部。上级派来了以李善保为团长的工作团，动员群众有人出人，有枪出枪，组织了一支11人的小游击队，名叫“东临支队”。不久，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，改名“长迩支队”，1939年编入卫河支队。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斗争经验日益丰富，足迹所至，卫河两岸的人民恢复了安定的生活。1940年初这支队伍编为八路军先遣纵队一团三营十连，团长于笑虹，政委李长青，十连连长王德林，指导员冯汇川。

1940年年初，河北、山东国民党军队勾结敌伪，掀起反共高潮。国民党39军司令，“倒戈将军”石友三接受蒋介石密令，开始由联共走向反共，并与日军相勾结。我军下决心予以歼灭。2月7日，先纵一团三营奉命开往南宫，狙击叛军石友三。经过数天激战，石部只剩少数散兵向河南逃窜。我军乘胜追击到邱县南部、曲周以东。石友三的叛军竟勾结日寇步骑三千余人，由邯郸出发向我军袭来。我军将士腹背受敌。在危急的形势之下，战士们没有退缩，在卫河西畔的于侯村、吕洞固、东西张孟等地同敌人展开激战，歼敌四百余人。日军穷追不舍，我军辗转数日，仍然没有摆脱尾追之敌。2月19日，来自临清、馆陶、邱县、威县的四股敌人同时出现，配合宿营于东目寨、香城固一带的敌人，合围下堡寺地区。而我军恰巧在19日夜间转移到这一地区。翌日拂晓查明敌情后，紧急向南面仓上地区转移。正当战士们即将成功脱身时，又遇一支驻临清日军的迎击。战士们不顾艰险，冒着枪林弹雨依然向南挺进至馆陶王草场一带。历经十几个日夜的奔波战斗，战士们已经疲惫至极，故略事休整。是时，十数倍于我的敌人已步步逼近。西侧邱县、东目寨一线的敌人由西北向东南扑来，馆陶之敌由东南方赶来截击。敌我众寡悬殊，且我军已处于三面强敌一面卫水的包围之下，于是决定兵分两路向南突围。

2月20日十时许，我军突围至赵官寨村后，西侧敌人迫近，南面馆陶之敌迎头拦住。三营部队除九连随二营向西北突击外，其余在营教导员孙树声、十连连长王德林的率领下，被迫转移到赵官寨村，坚守相邻的两座民楼。对我合击的千余敌人，随将我军据守的民楼层层包围，并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。62名战士忍饥挨饿，奋勇抗击敌人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，坚守阵地一天半之久。

2月21日下午，灭绝人性的敌人见强攻不下，竟丧心病狂地纵火焚楼。在熊熊大火中，我军战士同仇敌忾，视死如归。连长王德林在战斗中身中数弹，壮烈牺牲。教导员孙树声举枪自戕，倒身火海之中。其余战士在向敌人射出最后一颗子弱后，高呼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等口号，纷纷纵身跳入火海。火焰象毒蛇舌尖一样，夺去了刘化文、张学浦等年轻战士的生命。

62位战士殉难的消息传开后，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歌颂英雄的文章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也给予了表彰。由于当时处在战乱时期，暂时将战士们的遗体在当地埋葬。

1946年，人民政府重修了坟茔，将62位烈士的忠骨由赵官寨移葬至十连诞生地东古城镇后田庄村，并树立墓碑。墓碑周围松柏四季常青，庄重而肃穆，冀南军区七分区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同志亲自撰写了碑文，泣述了这次战斗的始末。在碑文的最后，于笑虹写道“赵官寨的壮举，促使着卫河支队飞快地进步，也促迫着更多的青年走向战场，促迫着我时刻不敢忘记学习烈士们的精神和完成烈士们的遗志。六年来，你们一直活在我们心中。谁也不会忘记你们是在日寇和反动派的联合阴谋下殉国的。日寇已经投降了，我们常清楚地计算，你们的仇才报了一半。放心吧，安息吧，亲爱的烈士们！”

每当清明来临，无数干部群众和少先队员，都怀着敬仰的心情，来到这里敬献花圈、缅怀先烈，听老人们讲述在此长眠的烈士们的动人事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