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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忘的巧合

 

 

 

毛家昌

 

 

人的一生中，往往会发生一些巧合的事情，其中有悲欢离合，有酸甜苦辣。巧合不是故意为之，也不是命中注定。巧合不是必然而是偶然。

 

我这一辈子，和大哥有两个巧合，和妻兄有一个巧合。

 

我大哥毛希昌于1918年出生于原籍掖县（今莱州市），比我大十二岁，都是属马的。

 

大哥年青时在北京育文中学读书。父亲是商人，他要求大哥学习经商，迫于父命大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商学院。1952年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。二十年后的1954年我考入天津大学。我俩成了前后校友。这是第一个巧合。

 

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后，大哥弃学从戎，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参加了抗日斗争，南下时来到聊城。大哥在当时中共鲁西特委领导下的政训处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南下，经上海等地，一路进行抗日活动，1938年秋，在长沙保卫战中壮烈牺牲，时年二十岁。大哥的幸存的一位战友（是同乡）回家给我家报信。当时地方抗日领导机构住在我家东院里，机构负责人马侠村（戏曲家马少波的父亲）提出要为大哥“接魂”（当地民间追悼形式），在家门上挂烈属光荣牌，我父亲害怕日寇扫荡时发现定会遭遇不测，只举行了简易的“接魂”仪式，没有挂光荣牌。

 

大哥的政治身份从未对家人说过，只知道大哥在外求学时，每逢寒假和暑假回到家中，经常邀请一些同村的青年朋友到我家东院里，大哥用留声机播放一些歌曲。有时我也前去，依稀记得，其中有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（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后来的国歌）、“大家一齐努力向前”（《大路》歌）等歌曲。后来知道，参加的青年中，有几人当时是地下共产党员。大哥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回家时带来不少进步书刊，其中有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因怕日寇来时发现，家人把书刊装入坛子里埋入地下，后来都腐烂了。大哥出走抗日前，曾对大伯父说：“告诉俺爹，不要再买房子买地啦，这些以后都不是自己的了。”

 

又是一个二十年后的1958年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哥战斗过的聊城工作，这是我和大哥的第二个巧合。

 

我的妻兄王式廓，是我国著名画家。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毅然回国参加抗日。1937年秋和我大哥前后脚也来到聊城，在中共鲁西特委政训处工作，曾任政训处聊城县服务员（负责人），和中共党员、革命家张郁光、姚第鸿等要好。他在聊城东关大街上画过多幅大型抗日宣传画。聊城陷落后，他南下到了武汉，后经郭沫若介绍到了延安，在鲁艺学院任教，曾当面给毛主席画过素描头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领导工作。他的代表作是反映土改的素描《血衣》（现存于军事博物馆）。为了按照上级的要求，把素描《血衣》改成油画，1973年他不顾身体有病，到河南省巩县搜集素材，一个月画了70多幅画稿，由于过度劳累，突发脑溢血，倒在画架旁。二十年后，我来到王式廓大哥进行抗日活动的聊城工作，又是一个巧合。

 

三个巧合使我感慨，使我难忘，不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。

 

我在聊城已经生活五十三年了，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聊城水利事业而无悔。在三十多年前，我有机会到济南、青岛等地工作，家乡莱州市政府曾数次来信，提出优厚条件，希望我回去工作，一方面领导诚意挽留，另一方面对聊城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，而安然在聊城工作和定居。我已是一个聊城籍莱州人了，为聊城的兴旺发达而感到自豪和骄傲。

 

 

（写于二〇一一年孟秋）

 

家恨怎能忘

 

 

 

毛家昌

 

 

 

八十一年前，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。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到“七·七”事变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刻骨铭心，罄竹难书。

 

如今，日本政府又导演了一出对钓鱼岛实行所谓“国有化”的政治闹剧，妄图霸占我国领土。旧仇未忘，又添新怒，激发了我国上下无比愤慨，也勾引起我对日寇造成我家沉重灾难的沉痛回忆。

 

我的原籍是掖县（今莱州市）。到我爷爷那一辈，家境依然贫困。我父亲二十几岁（生于1887年）时，为谋生计，和众多乡人结伴，背朝西南离家园，乘船渡海闯关东。他先到了当时俄国（现俄罗斯）的海参崴（即符拉迪沃斯托克），在那里一个店里当学徒（我父亲到晚年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）。后来到了哈尔滨，奋斗了十几年，开办了一家生产豆油的油坊。

 

我家遭到的灾难

 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在天津上大学的我的大哥，毅然投笔从戎，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一起走上抗日道路。大哥南下时，曾在聊城活动过，后辗转河南、上海等地，后洒血牺牲在长沙保卫战场上，为国捐躯。大哥生前曾经常给在哈尔滨的父亲写信，谈些抗日活动情况。一九四三年秋，日伪警察局从邮差那里知道了大哥参加了抗日工作，就将我父亲抓去进行审讯，经山东同乡会托人三天后暂时放回。为了怕再遭非难，父亲被迫抛家舍业，将家托人看管，只带了一些简单衣物和一小铁桶豆油，打算坐火车到大连后再乘船去青岛（之前，我母亲已带着其他家人回到了老家）。在大连上船时，日本人看到豆油桶，怀疑其中有违禁东西，就用铁钎将桶捅破，虽然没有发现问题，却以豆油是禁运物资为由，毒打了我父亲一顿，还罚了钱。上船后，父亲身上已无多少钱，幸好在船上逢到一位远房亲戚，借了点钱，才到达青岛。在那里，父亲早前和几位亲友共同创建了一个织布工厂和胶厂，在青岛暂时居住下来。父亲离开哈尔滨后，油坊被伪满当局没收了。全国解放后，父亲又回到了哈尔滨，重整旗鼓，和他人合伙开办了生产橡胶产品企业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 

我受到日本人的欺辱

 

少年时，我生活在时为伪满洲国的哈尔滨。读小学时，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。每天上课时，读“满语”（即汉语）和日语。许多年幼小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学校里有一名日本教官，每周星期一早晨上课前，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，他先指挥大家用日文唱日本国歌“君之代”，然后双手捧着日本天皇诏书，令大家用“满语”背诵。有一次大家背诵的声调不整齐，就叫全体学生蹲下，当时我们以为蹲下休息是好事，可是时间久了双腿非常难受，日本教官又不让站起来，实际上那是一种体罚。珍珠港事件爆发后，战局紧张，日本教官通知每个学生在上衣里面缝上一块布条，注明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血型，以备抽血抢救伤员（我离开哈尔滨后，听说有的学生被抽了血），还不断组织师生进行防空演习。

 

小学校大门口门洞上方挂着日本天皇的大像片，老师和学生进门时都要鞠躬。有一次，我因进门匆忙忘了向天皇像片施礼，正巧被日本教官看到，他不由分说就踢了我一脚，罚我下跪。一位同学赶忙跑去向班主任孔老师报告，我是班长，她很喜欢我，偷偷把我领回教室。类似事情时有发生。

 

那个年代，有些日本孩子“狗仗人势”，经常欺负中国小孩。有一次，在上学路上，一个十六、七岁的日本男孩，牵着一条狗吓唬我，还用石头将我的头砸破，当时我只有十一、二岁无力反抗，之后，我们几个同学就结伴而行，互相保护。

 

后来我转到青岛上小学，在五年级暑假回老家探亲时，逢到日伪军下乡扫荡。家人都已出逃，我因为回家刚进门又是一个小学生没有走。几个日伪军闯入我家后，翻箱倒柜，抢了一些衣物，还要带我走。当时我母亲藏在后院，从窗户上看到后马上跑回家，给了他们一点钱才算了事。

 

国耻不能忘，家恨不能忘。以史为鉴，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，坚决反对日本当局侵占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。

 

 

 

（写于“九一八”事变八十一周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