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冀鲁豫边区是如何扭转困难局面的

1942年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，在敌祸、天灾交加之下，根据地日趋退缩。根据地的面积，1942年6月比1940年缩小了40%，且被敌军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六块；人口由35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；经济上也十分困难。1942年底，这种困难局面达到顶点。

但是，仅仅经过了1943年一年的时间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就改变了日益缩小的困难局面，根据地新扩大了9个县级政权，敌占区缩小了，新扩大的游击区就有5000多个村庄。经济上也克服了严重的困难局面，粮食自给有余，财政达到了基本平衡。

这样巨大的转变，是怎样发生的呢？

一、北方局和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冀鲁豫边区转变工作方针和策略

当此关键时刻，中央领导同志和北方局对冀鲁豫边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。其中，1942年6月北方局发出的《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》中指出：冀鲁豫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。……边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，是群众未曾很好地发动，而现在坚持根据地的基本条件，就是发动群众，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。

1942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路经冀鲁豫时也作了重要指示。他指出：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，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；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；他特别强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发动群众问题。

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，为转变工作方针和策略指明了方向。

二、总结经验，转变方针、策略，高干会议统一干部思想

1942年10月20日，北方局决定：黄敬同志由冀中区党委书记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。黄敬来冀鲁豫后，先进行调查研究，他发现：冀鲁豫农村封建势力较强，地主影响较大，大部分村镇政权还被地主把持,上级的一些指示，许多地方还要通过士绅才能贯彻下去（赵健民说）；许多地区的减租减息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，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。这是根据地日趋退缩的根本原因。加以连年灾荒，群众生活极为困苦，部队和地方干部也很困难，群众吃糠嚥菜，灾区群众甚至吃树皮、草根、土块，灾荒加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。

黄敬和区党委、军区领导张霖芝、杨德志、苏振华、张玺等同志，认真学习了中央和北方局的有关指示精神，从冀鲁豫区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共同总结了冀鲁豫抗战以来的经验，并对转变工作方针和策略，扭转冀鲁豫根据地的困难局面，统一了意见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高干会议。

在这次会议上，黄敬作了《边区的形势和任务》的报告，苏振华在会上作了《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》的报告。这二个报告将中央指示精神与冀鲁豫边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对转变冀鲁豫边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进行了详尽的论述。与会人员对上述二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而详细的讨论，在提高认识水平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，报告提出的新的工作方针和策略，达到了高度的共识，从而统一和提高了边区党的思想认识水平。

这次会议的主要解决了以下思想认识问题：

（一）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。报告指出，“在根据地建设上，应改善民生，开展民主，发动群众斗争，并使基本群众在各阶层中取得优势”，“只有把群众从切身的斗争中逐步地提到民主斗争与抗日斗争中来，才能由下而上彻底改造政权，实行彻底的民主；才有可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。并且只有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党。”报告严厉批评了轻视群众的观点，认为这是忘本的行为，“如不加以警惕，不仅使他们个人有变质蜕化的可能，而且也能使党死亡”。

报告提出，“发动群众因不同地区而不同。”在基本区，要开展民主民生斗争，发动群众，改造村政权，巩固根据地。发动群众时，要切实发扬民主，反对包办代替。在接敌区和边沿区，主要是团结对敌，减轻群众损失；在敌占区，斗争形式以“两面政策”为主。

（二）在对敌斗争中，要改变策略，实行敌进我进，实行分散的、隐蔽的游击战争；采取一切办法，加强地方武装。对敌占区，要派遣小部队活动，变其为游击区；对有大块根据地作依托的地区，要根据日、伪、顽“蚕食”我根据地的具体情况，对日军要敌进我进、避实击虚，对进犯的伪军可以比较集中的使用兵力予以打击，对顽军要采取相当规模的运动战，力求速战速决。同时，在军事组织上作相应的改变：取消旅的编制，统一于军分区；实行小团大连制或小团小连制，以适应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；同时，编几个精干团，用于必要时的机动战争。

报告还专门论述了对日、伪、顽、会门、土匪（五鬼）的策略。总的方针是利用矛盾，分化瓦解。其中：对日军总方针是用“敌进我进”的方法争取相持局面；对伪军主要从政治上瓦解，打击死心塌地的，争取中间的、动摇的；对顽军中联日反共的要坚决打击，对既抗日又反共的顽军要又拉又打。对根据地内的会门、土匪要肃清；对敌占区内会门、土匪要争取他们反日。

会议还作出了实现边区领导一元化和精兵简政的决定。这次会议调整后的区党委领导成员包括常委6人（黄敬、张霖之、张玺、苏振华、崔田民、信锡华），执委5人（杨得志、阎揆要、段君毅、张承先、刘晏春）。

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，新的领导班子加强了团结。例如，过去区党委个别同志和军区个别同志曾经不够团结，新的党委建立后，大家弄通了思想，过去的矛盾也解决了。团结一心，群策群力，冀鲁豫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成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。

这次会议是边区形势转变的关键性会议，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三、发动群众，开展民主民生斗争

1942年9月刘少奇批评了冀鲁豫区的群众工作以后，区党委即组织工作团到濮、范二县开展民主民生运动，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、反贪污、查“黑地”、改造区村政权。但是，据张霖之同志（1944年12月发表的《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的概况及意见》）说，“当时重要的是代替包办，干部下去后代替了地方原来组织”，群众发动得不充分。42年底的高干会议解决了统一战线观念和群众观念问题，这样，民主民生运动才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在工作方法和步骤上，两县的做法有所不同。在濮县，国民党军队曾长期盘踞，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有强烈的民主民生要求，因此，斗争先从反贪污、反“黑地”、合理负担入手（易取得中间势力支持），然后减租、减息，再改造村政权。范县的群众受顽固势力蒙蔽较深，中间势力尚未分化，基本群众还未觉悟，因此，先从减租减息入手，给基本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，再在团结中农的基础上，开展反贪污、查“黑地”斗争（两县地主、富农有大量不缴税的黑地），最后改造村政权。改造村政权，就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，通过民主选举，把基本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选入村政权，使基本群众在农村中取得政治优势。

1943年春，二地委总结了濮、范二县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，区党委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，肯定了濮、范二县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。会后，区党委即在全边区各地搞试点，逐步推广到面，使民主民生运动有步骤地开展起来，并在1944年达到了高潮。

在推进民主民生运动的同时，冀鲁豫区党委确定，１９４３年下半年根据地基本区的中心工作是民主建政。这项工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做法：对于原有政权障碍群众运动的村庄，采取自上而下的撤换原村长，另委任新村长；对于群众已发动起来的的村庄，以民主推选的方法改选村长，并改造村政权机构，建立村政委员会；对于村政权已初步改造的村庄，主要是加强村政权建设，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和村政权的日常工作。通过民主建政工作，从政治上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。

四、生产自救，经济战线得胜利

当时，冀鲁豫根据地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。灾民达120万人。为了克服连年严重的蝗灾、旱灾造成的经济困难，区党委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区军民，实行生产自救。区党委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，黄敬任组长，杨勇、韩哲一、徐达本等曾为成员；行署成立了救灾总委员会，由行署主任晁哲甫任主任；还成立了工商局，杨寿山、林海云先后任局长。当时提出要“开展整个经济战线的斗争”，其基本方针是：发展生产，进行生产救灾；开展对敌贸易斗争和货币斗争。

在生产救灾方面，区党委、行署和军区协同一致，采取了以下措施：（１）政府筹粮：政府从濮县、范县、观城中心区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近１０００万斤，运至鲁西北、沙区等灾区实施急赈，并开展向地主的借粮运动；（２）互助救灾：通过互助组、合作社这种形式，进行贷款、贷粮和掘井，推动春耕工作；（3）部队支援：部队也抽调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支援农民生产，如骑兵团就被派到沙区，帮助农民种地。（4）开展以纺棉织布和搞运输为主的“以工代赈”；鼓励手工业生产。

在对敌贸易斗争方面，冀鲁豫边区结合生产救灾，建立公营商店。公营商店的任务是，以公营商业广泛联合及领导私人资本，并帮助合作经济的发展，以这一联盟的力量，打破敌人的封锁。冀鲁豫边区主要通过公营商店，把边区生产的土特产品和手工制品卖出去，把急需的粮、棉、药品等买回来。公营商店还在根据地内平价出售粮、棉等商品，以稳定物价。当时，这种贸易，往西做到京汉线，住东做到津浦线，往南做到陇海线。

开展货币斗争，就是扩大抗日根据地发行的“抗钞”（鲁钞等），禁止伪币和法币，限期兑换伪币和法币，达到驱逐伪币和法币的目的。区党委负责人提出，“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，要发钞票，要与自己的商品相联系。”“在交换中巩固自己的货币制度”。当时，对冀鲁豫边区危害最大的是顽军的法币，国民党孙殿英、高树勋等发行了大批法币，用于套取根据地的物资。还有不少日伪发行的伪币。冀鲁豫边区在货币斗争中收回了这些法币和伪币，并用收回的伪币和法币当作“外汇”到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去，采购原料、粮食、棉花，“进口”根据地所急需的各种商品，支援了抗旱救灾。

通过一年的艰巨努力，冀鲁豫边区取得了抗旱救灾斗争及整个经济斗争的胜利，当年就获得了丰收，不但完成了征粮任务，还向冀南根据地支援了几万斤粮食。财政收支也改变了长期的入不敷出情况，初步达到了基本平衡。

五、改变策略，对敌斗争结硕果

自1943年年初起，根据高干会议的精神，冀鲁豫军区实行敌进我进，加强了地方部队和民兵的建设，加强了小部队的建设，加强了对伪军的争取工作。其中，小部队深入到敌占区和接敌区，压缩日伪顽统治区域，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。例如：当时，一分区（泰西、运东）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并被敌分割，一分区就组织了104支小分队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，并且根据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对伪军“死心塌地的真打击”，“动摇的向我们靠拢的给出路”的具体指示，严惩对群众危害最大的汉奸，争取、瓦解伪军，使一分区抗日局面很快稳定，不仅恢复了1942年大“扫荡”前的局面，还扩大了1140个村庄。

冀鲁豫军区还集中主力部队，对于蚕食或进攻我根据地的伪军禍首——伪军文大可部、杜淑部、孙良诚部先后展开猛烈打击，消灭伪军近万人，并乘胜追击，恢复、开辟了部分地区。在对伪军的战斗中，我军贯彻了区别对待，从政治上瓦解、争取的政策。例如，濮阳战役，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，突然包围孙良诚部参谋长的住宅，俘敌参谋长，讲明政策，晓以大义，释放回去，影响很大。伪军大为震动，我军打下了濮阳城，并且促成后来的孙良诚部全军起义。由于我军惩办了伪军的首禍，使其他伪军对我守堡观望，不敢轻为禍害，限制了伪军放手对我边区的“蚕食”。

同年，日军虽然发动了总兵力达３万余人的规模空前的大“扫荡”，但是，我在反“扫荡”中不仅毙、伤、俘日伪军达4100多人，而且恢复、开辟了部分地区，取得了空前胜利。

1943年，我军还集结主力部队，打退了国民党李仙洲部对冀鲁豫区的大规模进攻，并乘胜开辟了曹县东南地区，使我鲁西南、湖西地区连成一片。